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基本规律

发表时间:2021-11-03 15:45来源:光明日报

以马克思主义法学观为指导,坚持法与政治属性的有机统一

党内法规制度是在中国政治发展及其法治化演进中产生的,具有法与政治双重属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揭示了法与社会政治关系的特质,“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法与政治是有机统一的,政治决定法的属性、结构和功能;法规定且保障政治价值、体制及机制运行;二者统一于社会政治过程。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围绕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宗旨和政治使命展开,实现法属性与政治属性相统一。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自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秉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解放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大众、建立人民的政权为己任,第一个纲领号召“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以实现社会革命,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阶段,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第二,坚持人民至上原则。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党“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事实上,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就已申明:党“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人民性决定着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法属性和政治属性。

第三,保障党的政治使命。中国共产党心怀解放全人类的崇高政治理想,这“使我们党得以摆脱以往一切政治力量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局限”。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在各层面体现这一根本特征,通过制定关于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法规制度,为阶段性目标的实现提供稳定制度支撑,实现自身价值,保障政治使命的完成。

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指引,坚持在实践中实现法的发展

法的内容是由现实物质条件决定并在实践中产生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现实需要,以党的组织状况和政治任务为出发点,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实践论,在艰辛实践中探索前行。从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的制度移植借鉴,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实践创新,从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的新要求,到全国解放之后全面执政的新发展,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规范化,到新时代以来的体系化,它经历了从单向度建设到全方位构建的演进过程。

第一,制度的移植和借鉴是初期的基本特征。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帮助下成立的,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中有不少移植内容。即使在瑞金局部执政时期的法制建设亦然。由于缺乏党建和执政实践积累,借鉴移植相关经验与知识是必要的,尽管受“左倾”教条主义影响存在不符合实际的规定并产生了严重错误,但历史地看,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事业发展和法规制度建设。

第二,实践创新是制度成长的源泉。“三湾改编”把党支部建在连上等措施,为制度创新提供了条件。《党代表工作大纲》(1928年)对党代表的政治要求、工作职责、纪律任务等进行了规定。此类制度创新不仅符合现实需要、推动组织发展,还为保障红军建设、武装斗争、土地革命的统筹推进奠定了坚实制度基础。改革开放新时期,随着党内法规制定工作的规范化,在1990年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2013年,《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公开发布。2019年,该条例进一步修订,对保障法规制度之间的协调衔接配套意义重大,其本身也是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的实践成果和制度成果。通过实践与认识的辩证过程,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在实践创新中不断发展。

第三,从单向度发展到体系化构建是必然趋势。党的组织状况和政治任务决定着法规制度建设的具体内容,大革命失败后强调纪律制度建设,土地革命时期重视基层组织制度建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扩大)通过《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文件,完善了中央组织制度建设。各阶段的单向度发展,为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提供了制度依据。全国执政后,随着“新三步走战略”的实施,启动全面依法治国,党内法规制度的体系化构建得以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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